古丝路镜鉴
发布时间:2015年04月19日 点击数: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跨越2000余年,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仿佛再次响起。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张骞十余年的开拓历程,中外商人熙熙攘攘的画面,这些经两千多年传承下来的历史记忆,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不断推进,也一下子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

    古代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能告诉今天什么?开放、包容、安定与自信,应成为新丝路的标签。

    打通丝绸之路的“跑男”

    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当汉中人张骞率百余人从长安(今西安)出发,走在出使月氏国的路上时,他们脚下的这条路,还不叫“丝绸之路”。

    “实际上早在3000多年以前,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经存在了。”2015年4月2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冯培红,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物质交换的利益驱动下,中原与西方诸国之间的通道早早被打通。

    据史料记载,至少在距今1.2万年前,先民就发现了普通石块中卓尔不群的玉石,并且通过交换将玉石源源不断运向东方。因此也有学者将这条通道称为“玉石之路”。

    此通道以昆仑山、和田一带为起点,由近及远地向东西两翼延伸,向东经甘肃、宁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经乌兹别克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

    《穆天子传》中记载,3000多年前,周穆王从中原出发,途经甘肃、内蒙古和新疆,一度抵达昆仑山西麓,并带回大量玉石及西域特产。

    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物品,也经由草原民族远播至新疆、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希腊。

    不过,张骞的这次出使,却有比带回玉石更重要的任务。

    秦末汉初,匈奴崛起,迫使月氏西迁,并占据河西地区,不仅隔断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更与其占领的河套地区相呼应,形成了对汉都长安的弧状包围,让汉朝统治者如鲠在喉。

    汉武帝即位后,便布局北伐,欲派遣使者联络月氏,对匈奴形成夹击。使者的招募工作展开后,张骞以郎官身份应招,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与先秦迥异的外交环境,让张骞的西行道路遭遇波折。进入匈奴境后,他很快便被抓获。得知张骞要去月氏后,匈奴单于说:“月氏在我们北边,汉朝怎能派使者前去呢?我们要想派使者去南越,汉朝能允许我们通过吗?”

    于是,张骞被匈奴扣下。一晃十年有余,尽管张骞已在匈奴娶妻生子,但终于觅着机会,趁警卫疏忽,携随从一路西行逃向月氏。

    日夜兼程十几天后,张骞到达大宛。大宛首领见到张骞颇为高兴,因为他们早就听说汉朝财力雄厚,本想与汉朝沟通,却一直未能成功。张骞对大宛许以重利,大宛也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随他继续西行。

    辗转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后,张骞终于抵达月氏。但让张骞没想到的是,此时的月氏已经征服了土地肥沃的大夏国,并放弃了向匈奴复仇的念头,加上新首领认为月氏与汉朝距离遥远,在他做客月氏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明确联汉抗击匈奴的态度。

    联合无果,张骞踏上回国路。为绕开匈奴,他选择了经羌族之地通往长安的路线,但途中还是被匈奴人捉住。一年后,匈奴内乱,张骞才逃脱。

    尽管张骞的这次出行并未取得预想的结果,但对后世而言,张骞带回的关于西域诸国的信息,却非常宝贵。

    大宛、大月氏以及安息等中亚、西亚国家的地理位置分布,它们的风土人情及特产,作为张骞的汇报内容,均被收录进《史记·大宛列传》之中。

    掌握这些情报以后,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北伐取得“河南地”后,又发动了对河西地区的攻势。

    收复河西地区后,张骞率使团再度出使西域。没有了匈奴的侵扰,此行取得了巨大收获。使团的足迹遍布西域大多数国家,他们向各国介绍汉朝的富庶,并带各国使臣回到汉朝考察。由此,西域各国和汉朝交往正式得以建立。

    而随着汉朝在河西地区修筑防御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经济、文化设施,通商的大门缓缓打开。

    司马迁称张骞的两度出使为“凿空”之旅,张骞当之无愧地成为打通古丝绸之路的“跑男”。

    海关外汇在西域显出雏形

    “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可谓声势浩大,使团携带的巨量财物,无声地宣告着汉朝的雄壮国力。

    这也让当时希望从汉朝经济中得以补充的西域各国,迅速做出回应。乌孙国的“天马”、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很快传入中原地区。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张骞的这次外交活动,无异于一次经济交流,为后来古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此外,这也是古丝绸之路早期贸易的基本模式—“朝贡贸易”。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汉朝时期的商品货物交流,也是通过使者来完成。彼时汉朝一年要派出的使者,多的时候能达到十余批,少的时候也有五六批。每批使团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

    往来于古丝绸之路的这些使者,让汉都长安的物品种类得以极大丰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等珍物陈列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所谓“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从这些物品也可以看出,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原地区的商品,多为奢侈品,主要用来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冯培红说,而从中原地区运往西域最重要的奢侈品便是丝绸,“当时的丝绸,几乎与黄金等价。”

    正因如此,托勒密才在《地理志》一书中把中国称为“Serica”(丝国),19世纪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才把这条贸易大动脉称为“丝绸之路”。

    外贸经济对于中原经济的刺激作用,让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闸口打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朝贡贸易外表下的民间贸易逐渐破土,丝绸之路的物理空间也在交流中再次延伸。

    东汉时期,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今意大利罗马),虽然因海洋阻隔未能抵达目的地,但到达了条支(今伊拉克),而且也知晓了从安息(今伊朗)到大秦的路线。

    在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文物中,还出现了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锦和朝霞锦。

    为保障古丝绸之路贸易的安定、顺畅与补给,汉朝修筑了河西长城,设置屯田区,沿长城又修筑了城障、亭燧、关隘等设施,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戍守、关防、运输、通讯及后勤保障制度。

    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

    汲取了汉朝管理经验的唐朝,不仅加强了都护府建设,也在维护贸易顺畅的制度上越来越完善。

    此时,各国沿古丝绸之路组建商队,经长途贩运进行的民间贸易,已与朝贡贸易平分秋色,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又称兴生胡)开始大量奔走于中原地区。

    据新疆龟兹石窟研究院李瑞哲的文章,唐朝为了有效管理这些涉外贸易,派官员在兴生胡较为集中的西州,负责申请公验的审查,即所谓的“过所”勘验。申请出入境者,需要接受官员的问询,并进行物品登记,这种形式已具备海关边检的雏形。

    而随着各国铸币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关的外汇体系也逐步跟进。据冯培红介绍,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天宝二载(743年)交河郡市估案》中,详细记载了诸如生丝上中下三等的价格标准,并用多达几十种货币价格标注。通过这类标注,便可在不同货币之间进行换算。

    丝绸还曾充当过硬通货。例如,唐代敦煌和吐鲁番一带的马价一般在15匹练(匹练指一定数量的丝绸绢练)左右,较次的在10匹练左右,而奴婢的买卖价格有时可达40匹练。这是因为丝绸一直具有稳定的交换价值,据史料记载,唐武周年间(690年前后)到天宝时期(745年前后)的55年间,银币与丝织品之间的兑换率一直是一匹练换十文银,而铜钱则贬值约30%。

    另外,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记载着古丝绸之路贸易中一件民事诉讼案件,这也表明与贸易相关的司法体系并没有缺位。

    这一案件写在名为《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碟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文书中。此文书共有8个部分,详细记录了汉族商人李绍谨与粟特商人曹炎延一起,往来于高昌、弓月城和龟兹之间的买卖活动。

    从内容看,此文书是债权人曹炎延与债务人李绍谨之间的丝绸借贷纠纷,提出诉讼的是曹炎延的弟弟曹禄山。李绍谨在弓月城向曹炎延借绢275匹,然后二人结伴从弓月城前往龟兹进行贸易。而过程中曹炎延因故不能前往,曹禄山就向李绍谨要求归还其所借的绢,此后引起纠纷,曹禄山转而向安西都护府提起诉讼。

    种种细节显示,古丝绸之路发展至唐朝,政府围绕丝路贸易进行的软硬件建设已然成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古丝绸之路迎来了鼎盛时期。

    和平安定是

    古丝路通畅的保障

    唐朝的长安城,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繁荣的都市,更是各国商人经商、聚集的居留地。他们主要聚集在长安朱雀大街街西的西市附近,以独特的经营方式,赢取丰厚的利润,成为长安社会中的一道风景线。在互通有无、赢取利润的过程中,他们也成为长安经济、文化繁荣的一个动力,使得长安“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以及唐代以后不同国家的控制,古丝绸之路开始逐渐走出巅峰时期。”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孟楠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除了元朝时因辽阔疆域而短暂复兴,海上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步取代了陆路的地位。

    而回顾古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除了给中原及西域带来经济方面的繁荣,更给科技、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汉唐1000多年间,经过这条道路运往西方的技术和物产包括铸铁技术,凿井技术,种蚕和养蚕、丝织技术,纸张和造纸技术”,科技史学者易继明曾撰文指出,西方经古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技术和物产包括纹锦技术、玻璃烧造技术等。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活动与良性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冯培红说。

    他认为,中原与西域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古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基础。而由此带来的民族融合,又为丝路贸易走向巅峰创造了有利环境。而从这个角度来讲,古代比如今做的要更好。

    “古代很多吸引外民族的措施比较得力,像北魏时期为西域各族设专门的接待机构,解决他们在中原地区生活的很多后顾之忧”,冯培红说,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我国展示更为开放的姿态。

    “另外,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发生战争的时候商品交易就少,和平时期商品贸易就相对繁荣。”他补充到,确保经济带的安定,是丝路畅通的重要保障。

    而对孟楠来说,古丝绸之路折射出的精神内涵,对如今的经济带建设更有示范作用。“丝绸之路是包容的,也是开放的。”他说,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宗教、文化、制度和法律等诸多方面,都与我们有所不同。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本着一种包容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孟楠说,“交流总是伴随着各种碰撞,这种碰撞可能会激发你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

    “同时,它仍然需要一种开拓的精神。”孟楠表示,包括张骞、玄奘,他们都是凭着他们个人的毅力,对外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也正是这种精神才带动古丝绸之路不断发展完善。

    “当然,丝绸之路建设也需要一个政策支持,当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应该给这种贸易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保障。”他认为,有时也需要国家和政府,刻意地采取措施,去维护像丝绸之路这样的发展和交流。

 

作者:刘德峰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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